生 命 中 的 印 記

李  力

離開母校48年了，當年入校時我是一個16歲的小姑娘，如今，已是一個年過花甲，被人稱為奶奶的老人。正如古人所說，時光像白駒過隙，轉眼即逝。沒有人能夠把自己一生的事情包攬無遺，全部記憶下來，但在那些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中，終歸有些印記，會永久地刻在你的生命中，它時不時地像電影那樣，閃現在你的眼前，就像是昨天一樣。

我從小愛唱愛跳，學齡前就參加話劇演出，上小學二年級時，就能識譜，經常參加學校和全市小學生匯演比賽。因此，在我初中畢業的時候，就想報考當時的內蒙古藝術學校，卻遭到母親的強烈反對。她認為，即便搞文藝，也要上大學。還是父親出面做工作說：“現在是新社會，干什么工作都一樣，行行出狀元，蘇聯不是有功勛演員、人民演員嗎？她將來也許成為一個中國人民演員，只要是為自己的選擇而努力奮斗，都會有出息的。”母親再沒說什么。

我終于報考了內蒙古藝術學校，并如愿以償地被錄取為第一屆歌劇聲樂班的學生。接到通知后，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天公卻不作美。1959年的秋季，呼市遭遇了幾十年來罕見的暴雨，洪水灌滿了大街小巷，連公園湖里的小船都漂到了馬路上。入學報名的時間延期了。在等待入學的日子里，我無數次幻想和猜測著自己的新學校、新生活，憧憬著美好的理想和未來。焦急等待的日子終于過去了，我懷著一顆虔誠的心，進入了當時內蒙古地區唯一一所藝術殿堂：內蒙古藝術學校。

我記得校址在尚未拆除的新城東門外。那時的東門外，十分荒涼，少有人跡。通往學校的是一條車馬碾成的黃土路，路邊不遠處有一個水泥碉堡和一個廢棄了的機場指揮塔。周圍都是亂墳崗，比校園里的地面還要高出1米左右。一進大門，左側是傳達室，正面是禮堂，一進禮堂的右邊是圖書室，與禮堂外側相連的兩邊各有一間配有把桿、大鏡子和地毯的練功房。禮堂東邊是兩排灰色平房，是共同課教室，其后是學生的琴房，集中給鋼琴專業和聲樂專業學生使用，也有部分民樂學生使用。其后是一塊空地，再其后兩排灰色平房是學生宿舍；學校的最后一排正中間是學生食堂；校園的東北角還有一個雞舍和豬圈。

當時教職員工和學生們的生活、工作、學習條件都很艱苦，住平房、上下鋪，點煤爐子，無論是宿舍還是琴房，一律自己生火取暖。

我記得，因宿舍太冷，夜晚凍得睡不著覺，我和兩鋪相連的一位器樂班同學劉化琴，把兩人的被子摞在一起，鉆進一個被筒里睡覺。練功房里雖然生著大火爐，可是灑在地上的水很快就結成了冰，戲曲班和舞蹈班的同學穿著很薄的練功服上課。

當年，糧食是國家統購統銷、定量分配的，因為藝術專業的學習，比較消耗體能，因此，伙食上的定量比其它專科學校高，我們音樂科學生每月糧食定量是31斤，舞蹈和戲曲班的學生是37斤，而普通人的定量，僅僅28斤。在粗細糧的比例上，細糧（面粉）只占20%，在當時，我們的糧食標準比起普通人來，算是很高了。

所謂艱苦，是用現在的眼光衡量，覺得滿足，是以歷史的境況比較。當時的我們非常幸福、快樂。從1959年入學，到1962年畢業，正趕上國家遭遇三年自然災害。那年頭，人人都吃不飽肚子，每人每月供應4兩油、半斤肉，學校為了給教職工、學生改善生活，養雞、養豬、養牛羊，開荒地種蔬菜，還脫坯、燒磚、蓋窯洞，解決宿舍不足，一切都自力更生。全體師生一起勞動，我們學會了摔大泥、脫土坯、燒磚。磚出窯時，大家排著隊伍，兩三塊一摞地拋接著，傳遞著。在勞動中搶著干，比著干，那快樂，那自豪，是現在孩子們難以體會到的。

當時，因物資匱乏，很多東西都是賃票供應的。學校想辦法從牧區給我們搞來羊毛，學生們課余時間捻毛線，織毛衣、毛襪，絮被褥，學校關心師生們的溫飽，真是無微不至。在艱苦的環境下，在共同的生活和勞動中，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記得每天早餐，我們每人兩個玉米面窩頭，一桌10個人，一盆粥。女同學基本夠吃了，可男同學就吃不飽。我的飯量比較小，吃一個窩頭也就夠了，省下的一個給誰呢？幾個男同學分著，一人一口，誰也吃不飽，我就想了個辦法，每天給一個人，吃飽一個人。一次下鄉去武川幫農民拔麥子，每天喝莜面糊糊，里面加一些糖菜葉和少量土豆，我和同學們舍不得吃，硬是把土豆省下來給莫嘉瑯等女老師吃。

學校帶領我們到工廠，到農村，到牧區，參加各種勞動，深入社會實踐，體驗生活，慰問演出，收集民歌。同時我們還得到了額外的回報，得到些供應外的，可以不花糧票、肉票限量的副食，最好的東西是牛、羊和豬下水，以及奶食品，再者就是土豆、胡蘿卜和窩瓜，肚子要比其它學校的學生福氣多了。我們和農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如同烏蘭牧騎一樣地為他們演出，彼此間建立起了親人般的關系。看到我們勞累了，他們會心疼我們，看到我們生病了，他們會照顧我們，有了好吃的，會毫不吝嗇地拿給我們。告別時老阿媽會拉著我們的手，流下惜別的眼淚，房東大嫂會依依難舍地送我們到村頭。這許許多多的感人經歷，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人間真情。

說來奇怪，這么多的活動，竟然沒有影響了我們的學業，所有的學科都如期完成，教學質量也令人滿意。我校曾接待國際友人的參觀，安排了聲樂、器樂、舞蹈、戲曲、民間歌劇等專業課程供參觀，我唱歌給外賓聽，受到他們的歡迎。除了為工人、農民、部隊、學校演出之外，我們還經常參加街頭宣傳演出、文藝游行，還曾經為班禪活佛演出過。我們的學習和生活在高速度的安排下運轉著，時間被科學地使用，沒有絲毫浪費，正好印證了科學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時間與速度成反比”，從而感覺3年的時間很長很長。

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一群剛剛畢業的熱血青年教師，抱著支援邊疆、獻身少數民族文藝事業的決心來到內蒙古，與當地的蒙古族教師融為一體，為培養少數民族地區的文藝工作者，嘔心瀝血。沒有金錢的誘惑，沒有利益的驅動，是那樣的心甘情愿。我想，那就是為了一個“愛”字，他們熱愛祖國，熱愛人生，熱愛邊疆少數民族群眾，熱愛蒙古族的文化藝術。

在這些教師中，有我的主課老師鐘國榮、視唱練耳課老師呂宏久、音樂欣賞課老師辛滬光、鋼琴副科老師莫嘉瑯……他們除了教學，還對蒙古民族音樂進行挖掘、研究，創作了不少蒙古族器樂曲和歌曲。辛滬光老師為蒙古民歌《諾恩吉雅》配了二聲部；呂宏久老師也寫了不少作品，收集整理了很多民歌，研究發表了不少文章，而且為了與蒙古族同學交流，下功夫學會了蒙語； 被錯劃為右派的鐘國榮老師，同樣是在教學中盡心盡力，誨人不倦，那種樂觀、積極向上的精神，至今令我難忘；莫嘉瑯老師對學鋼琴的學生，無論是主課學生還是副課學生，一視同仁，細心教導，嚴格要求。我記得因為自己沒下功夫練琴，被莫老師訓得涕淚雙流，在她的認真教導下，我的鋼琴終于過關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我的蒙古族老師對我的影響，真可謂留下終身烙印。培養了我對蒙古民族的深厚感情，以及對蒙古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藝術的摯愛，讓我的心深深扎根在草原上，把自己當作了這里的一分子。

在這座藝術殿堂里，在這個民族藝術的搖籃里，我的天分、潛質被發掘，我的情商、心智被啟迪。不但在我的藝術人生，并且在我的人生藝術中都受益匪淺。因此，在以后的學員生涯、文藝作者、文化干部和行政領導的各種角色上，都能得心應手，這與母校的培養教育是分不開的。毫不夸張地說，母校造就了我。

現在，年過花甲的我已經退休了，使我沒有想到的是，我所學的專業，還能繼續服務于社會，作為公益性的義務教學活動，把草原歌曲、蒙語歌曲傳唱開來，為打造內蒙古民族文化大區，盡一點力量。我也深深地感受到被人需要、尊重、愛戴的幸福，它使我實現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母校啊！你是我人生航程上的座標，是我無悔的選擇。學校生活的點點滴滴回憶，都刻在了我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