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落 的 記 憶

何耀東

我的母校內(nèi)蒙古藝術(shù)學校，就是現(xiàn)在內(nèi)蒙古大學藝術(shù)學院的前身。我是1960年入校的學生，因受“文革”的影響，延遲畢業(yè)，于1967年9月離開母校。正是這7年的學習生活，不僅使我從一個懵懂少年走上了藝術(shù)道路，并對我的家庭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校園舊景

每當經(jīng)過母校，看到高大的教學樓，氣派的音樂廳，明亮的琴房，整潔的學生宿舍，安靜的圖書館以及漂亮的校園，總有一個問號在我腦海中出現(xiàn)——這是我的母校嗎？在感慨母校變遷的同時，記憶中的母校浮現(xiàn)在我眼前。當時學校四周都是茫茫的沙灘，學校也比較小，東西只有三排教師用房，兩排學生宿舍，兩排窯洞房，中間有一個大禮堂，兩旁是排練室，西邊只有兩排琴房，是教師和學生上課、練琴的地方，排練室東面是一排集體課教室。學校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差，也很簡陋。

兒時心靈

能夠進入藝校學習，說來也很偶然。1960年我小學即將畢業(yè)，此時見到藝校的招生簡章，我跟隨其他同學到藝校觀望，無意間參加了辛滬光老師主持的考試，不久通知我參加復試。這確實是陰錯陽差，無心插柳柳成蔭，也沒有像現(xiàn)在的學生有條件從小就開始訓練，我以一個“白丁”身份考入藝術(shù)學校。當時任校長的是寶音達來、莫爾吉胡。那時我只有13歲，天真活潑，無憂無慮，入學后暫時住進了禮堂西排練室的木地板上。幾天后由科主任包玉山和陳克盛、辛滬光、娜仁格日樂老師等為我們音樂器樂班重新進行摸底考試，分專業(yè)，我和王淑媛被分配為古箏專業(yè)。我們第一批領(lǐng)回了樂器古箏，我和王淑媛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搬回來后，誰也不許動，不許摸，并用棉被把它蓋好，因住在地板上，同學們跑來跑去，不小心踩斷了兩根鋼弦，為此我大聲地哭叫。娜仁格日樂老師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恩師，上課十分認真，一絲不茍 ，她特別關(guān)心我們的成長，對我和王淑媛格外照顧，對我們像對孩子一樣，哄著、勸著，問寒問暖，經(jīng)常到宿舍查看保暖情況，身體情況，有什么問題及時解決。

儉樸時代

在那個年代，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學校條件很差，吃的是玉米面窩頭，高粱米飯，菜是圓白菜燴土豆，但沒有一個同學表現(xiàn)出不滿，更沒有叫苦的。我們的學習任務很重，除了每天學專業(yè)、文化課外，還有勞動課，幫食堂大爺做飯，幫學校養(yǎng)雞、養(yǎng)豬、喂馬、喂牛、種地等。由于當年班級增多，有了預備部，高中、初中器樂班，學校琴房、排練室不夠用，為此學校增蓋了排練室，位置在學校正南方向，新琴房在排練室西邊。為了早日完工，我們每天午飯、晚飯前后，都出來搬磚，搬瓦，雖然累得滿頭大汗，但看著快要落成的房屋，我們都由衷地高興。

1963年是學習雷鋒年代 ，全校師生積極投入運動，好人好事成風，每天的校院、廁所、排練室、琴房都是干干凈凈、亮亮堂堂。男同學的被褥、衣服、被單都被女同學偷偷拿走，洗凈送回去，沒有一個同學聲明是誰干的好事。每天學唱雷鋒歌曲：“雷鋒，我們的戰(zhàn)友，我們親愛的弟兄……”，唱的那樣認真，我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從此把雷鋒當作我一生的榜樣。

參加排練

通過幾年的刻苦學習，確實學到了不少的知識，專業(yè)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學校為了讓學生們得到更多的鍛煉機會，為我們組織了童聲合唱、器樂大合奏、民樂小合奏等。娜仁格日樂老師讓我們和高班學生高金臣演奏了高胡、古箏二重奏《漁舟唱晚》，為了演奏好這首曲子，娜仁格日樂老師不知花了多少時間。每當我們合練時，她都要為我輔導，最后成功地參加了演出，這個節(jié)目成了學校的保留節(jié)目，直到現(xiàn)在，每當《新聞聯(lián)播》結(jié)束后播放天氣預報時，我就會回想起學生時代。逐漸升為大班后，我們的排練任務就更多了，除了本校排練，還參加內(nèi)蒙古歌舞團的大型器樂合奏、舞劇《椰林怒火》的排練。我們常常到學校、團體、農(nóng)村、廠礦企業(yè)等地演出，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迎。當時條件差，沒有車，我們就步行去演出，為此練就了我們這一代能吃苦、能上能下的工作精神。

我深愛著母校，她培育了我，還培育了我的兩個女兒。如今，大女兒在藝術(shù)學院任教。我熱愛母校，更感謝我的老師。50年過去了，我們都步入了老年，但我永遠忘不了母校對我們的關(guān)愛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