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遠 的 記 憶

孫知行  劉  軍

序

我們是1960級內蒙古藝術學校的學生，我在美術班，劉軍在舞蹈班。一晃40多年過去了，現在我們都已先后退休，因為兩個女兒都在北京工作，為了避免太多的牽掛，在孩子們的勸說下，我們便來到她們身邊生活。孩子的牽掛少了，可那老地方，那片熱土總還有許多割舍不去的懷戀，尤其當回憶起早年在藝校學習生活的件件往事和那些深刻在腦海里的一張張師生的面孔，一串串熟悉的名字，每每令我們興奮不已，夜不成寐，有時懷舊之情來得那么急切。

剛到北京那年春節，為了尋訪上世紀60年代初藝校的故交，我倆從南五環外跑到北六環外，單程就走了3個多小時，目的僅僅是為了晤一面，敘敘舊。今年元宵節剛過，意外地接到了沙痕老師的電話，當得知他也在北京時，“他鄉遇故知”的那種難于言狀的感覺油然而生，放下電話，我和劉軍就立刻進城與他們相聚，話題最多的依然是說不完道不盡的當年往事和對那時師生的關切。

是啊，母校哺育了當年風華正茂的我們，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使我們涉足了許多人不曾有過的經歷，產生出那么多令人難忘的記憶。是藝校那段學習與歷練，給了我們熱愛生活、堅毅樂觀的品格，也為效力國家、服務社會做了準備。學校已走過了50年，現在高樓聳立，外觀上已找不到初創時期的蹤影，且規格提升，規模擴大，諸多內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在為學校發展祝福的同時，作為上世紀60年代初的親歷者和在藝校工作了20多年的見證人，也愿重話當年一些片斷往事，與老同學和恩師們共鳴共享，把回憶共同珍藏，與新學友、新同事相識相勉，讓歷史相互溝通。

初進藝校

1960年8月29日，我懷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第一次離開家鄉，從鄂爾多斯來到內蒙古藝術學校上學。下了火車已是后半夜，早一年入學的民間歌劇班學生胡漢敏接站并帶我們步行到學校。我們頂著滿天繁星，借著手電筒的光亮，順鐵路往東走。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繞過一個土崗，看見東北方向百米之外有一盞特別亮的電燈，胡漢敏說：“那就是咱們的學校”。

我們沿著小土路到了校門口，在收發室山墻上的那盞電燈光下，推開了雙扇木門。接待的同學把我領到東邊共同課教室最里邊的教室，說這就是美術班的臨時宿舍，先期到校的幾個同學睡得正香。我把提包輕輕放在靠門的下床上，便和衣睡了。睜開眼睛天已大亮，這天是我19歲的生日，也是我人生中新的開端，目睹了我將要投入學習生活的藝術殿堂。

整個院落由土墻圍合，院深不過百米，東西略寬一些。一進大門正中央是一座“工”字形大禮堂，禮堂東西兩側10米外各橫著四排平房。禮堂北面是食堂。除東西四排紅磚窯洞外，都是青一色的青磚瓦房。禮堂前部東西兩側分別是圖書館和閱覽室，禮堂尾部兩側是排練室。禮堂東側四排青磚房由南而北依次是辦公室、教室和兩排教工家屬宿舍。窯洞在教室和宿舍中間。禮堂西四排青磚平房由南而北依次是兩排琴房（有單身教工住在第二排琴房）和兩排學生宿舍，窯洞在學生宿舍前。

出校門一條彎曲小路向西南延伸，繞過土崗南側上大路入新城東門。土崗上立著一座據說是日本人修建的飛機場瞭望塔。靠近校門兩側，開辟出一片不大的運動場。南側是土坯場，再往南幾十米外是望不到邊的高粱、玉米地。向西望，是幾百米外的綏遠古城墻，城墻北端聳立著一座角樓，有士兵在城墻上巡邏站崗，日夜守衛著墻內的內蒙古黨委大院。

土崗上有10幾個墳冢散落在荒草中，荒草地一直延伸到古城墻下。土崗南邊是一片低洼的蘆葦塘，水塘邊上有一座破舊的奶奶廟。學校北墻外隔一條土路是內蒙古外貿汽車隊，再北是京包鐵路和大青山……置身這荒郊之外，不免有些惆悵。惆悵歸惆悵，一個農村的孩子能到自治區首府學習自己鐘愛的專業，那是一種莫大的榮幸，我開始寫日記，督促自己不輕易放過現實生活的每一天。

剛到校那些天，日記中寫的最多的是想家，從來沒有離開過家的我，從小就覺得只有父母的懷抱才是我最溫暖的家，此刻最讓我牽掛的是家里十分窘迫的生活，離家時已剩下合起來不足半面袋的粗雜糧，不知還能維持多久，下一次生產隊發放口糧是什么時候……

去武川拔麥子

9月上旬，我們還沒來得及正式上課，就按上級指示隨全校師生到武川縣支農搶收拔麥子。我們住在一個叫東達烏素的小山溝里。每天天不亮，歌劇班的劉建忠同學就站在生產隊食堂的房頂上，把藝校的師生們叫起來，去食堂吃完莜面炒面、土豆稀飯，這時東方才微微泛白。武川縣地處丘陵地帶，土地貧瘠，稀疏的麥苗高不過一尺多。大家按老鄉教給的方法，蹲下來，左右手各把住一壟麥子，邊拔邊蹲著往前走。由于土質松軟，倒也好拔，可是要腿臂動作協調，拔得快一些，還真得練上一陣子。大家羨慕那些農村青年，他們左右手各把兩壟麥子往前拔，一會兒就把我們遠遠甩在后頭。地壟特別長，從天不亮拔到中午，還是望不到麥田的盡頭。一天下來，十分疲憊。三天后，腰酸腿僵膝蓋疼，站著蹲不下，蹲下站不起來，許多同學的手勒出了血，有的戴手套，有的纏布條，有的把襪子套在手掌上，繼續堅持。

劉軍他們跟著烏云老師在小山村里拔麥子、揀麥穗。那年她是才過12歲的小娃娃，晚上同老師睡在一盤土炕上，可能是白天干活太累了，晚上倒頭便能睡著。一天晚上，緊貼在烏云老師身邊睡著了，睡著睡著頭朝了下，枕在了烏云老師的腿上，這還不算，大膽的黃毛丫頭竟敢用手在老師的肚子上亂摸，直到把烏云老師給摸醒了。烏云老師輕輕地喊：“咳，摸甚哩！”她迷迷糊糊，眼睛也睜不開，喃喃地說：“我在拔麥子，可是怎么也抓不住”。

10多天后，公社犒勞支農的師生，給大家吃了最好的飯食，烙油餅，炒雞蛋，16日返回學校。

上課了

9月28日，正式上了第一堂課。

國慶節后基本安定下來，按部就班地開始上課，我們也從教室搬到了禮堂西側新建成的還沒有干透的窯洞里住。10月中旬生起了火爐子。

我們班入校時26個同學，有的初中畢業，有的高中畢業，有的還上過大專，有的已參加了工作，女同學董鳳茹為了上學，給剛出生的孩子斷了奶。由于對專業的酷愛，同學們都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生活。天不亮就去畫室畫素描，每天上午除兩節素描外，還有速寫、水彩、國畫、透視及一些文化課，下午大部分是自習。由于教室少，自習都在宿舍上。每到此時，我便盤腿坐在上床，把鋪蓋卷當桌子，上面放一塊小畫板，在那里寫寫畫畫做作業。周六下午，學生會組織發煤，同學抬著大筐領回一周定量的燒煤和劈柴。

當時正逢國家困難時期的第二年，糧食、副食品及日用品供應緊張，根據中央9月指示，城鎮居民的口糧減為每月24斤，布票和食油定量也有縮減。國家特別關注教師和學生的健康，口糧給予優待。從11月1日起，學校實行分等級以人定量集體就餐制。舞蹈、晉劇武功專業及音樂吹奏專業同學的糧食定量為37斤，此外，還定期發給一些古巴糖、伊拉克棗之類的熱量補助，其余學生都是每月31斤。學校提倡節約，定量并不都端上桌，每月發給幾斤糧票，有的同學把節約下的糧票寄回家，有的把吃剩下的饅頭切成片晾干，準備寒假帶回去，也有的小同學支援了大同學。

進入12月，窯洞里更加陰冷，窯頂上結了白花花的冰霜，兩側靠下一些地方長出了麥芽。由于燒煤定量少，地中央的小鐵爐不敢燒得太熱，人不在時，還要用濕煤面把火壓上，以保持不滅。

一天下午，我們正上自習，班主任李天際老師推門進來了，看著同學們一個不少地在聚精會神學習，臉上堆滿了笑容。同學們對老師十分敬重。李老師畢業于東北魯藝，擅長國畫人物寫意，代素描課教學，耐心嚴謹。高大的身材，風度翩翩，黑呢子大衣早早上了身，還圍著一條長毛圍巾。這陣子他正患著感冒，鼻子和嘴常常縮捂在圍巾里，還不停地掏出手帕擤鼻涕，弄得大鼻頭總是紅紅的。

12月16日，我們班23個男同學全部搬到食堂西側把邊的大木工房，白天當畫室，晚上是宿舍。時入隆冬，室外氣溫常常在零下20度左右，屋里雖然生著一個大火爐，也不覺暖和。剛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來校工作的烏力格老師也和我們住在一起。他睡在遠離火爐的墻角處，蓋著兩床被和一條線毯，腦門上捂著棉帽子，嘴上搭著長圍巾，只有鼻子露在外面。早晨起床，眼睫毛、眉毛和帽子圍巾邊沿都是白花花的霜。

困難的日子

1961年開春，國家到了困難時期的最困難階段，糧食、副食品、工業品進一步短缺，買襪子、火柴也要收半個工業券。

2月25日，學校開學。學校要求全校師生同舟共濟經受考驗，積極應對困難。師生的口糧再次縮減，各班開班會，同學們積極申報自己節約的數量。學生的飯桌上出現了豆腐渣、高粱米、玉米面、玉米楂子、豆炒面等，粗雜糧的比重加大了。在那段艱苦日子里，同學們時有饑腸轆轆的感覺。

一個星期天，舞蹈小班的劉軍、白景嵐、張淑敏三人一起商量決定奢侈一回，買一點熟肉解解饞，她們步行去一個熟肉店，問明一斤豬頭肉是七角錢。白景嵐跟店老板說：“我買二兩，全要肥的。”張淑敏說：“我買二兩，全要瘦的。”劉軍說：“我也買二兩，要不肥不瘦的”。店老板樂了：“嘿！三個人三樣，還是這個小女女會吃”。

食堂大爺們或是采用增量法，或是粗糧細做，想辦法讓師生們吃飽吃好，于是冠以時代特征的美食名字誕生了。所謂“金銀卷”就是用玉米面和白面做成的雙色花卷，所謂“迎春米飯”就是用高粱米、紅豆、小米做成的雜糧米飯，所謂“歡樂窩頭”就是玉米面窩頭。大餐廳內西南墻角有幾口粗矮的甕，一年四季甕里腌著醬芋頭（苤藍），沒有鮮菜時，它便成了惟一的下飯菜。

學校加大了生產自救的力度。3月下旬，在校院外南邊開荒打井整地種菜。在東郊黑蘭不灘設了養殖場，養羊、養雞、種菜。勞動課正式安排進課程表，每周有三個下午的勞動課，必要時還常常追加一些課時。

秋  收

全班去畢克齊挖土豆。到30日下午，土豆地挖了一半，從學校帶來的糧食吃完了，同學們都回了學校，留下我和樊建平、包長祿、白音倉在瓜棚里看守土豆。傍晚時分，迪之老師來說，學校拉土豆的車在一家村陷進了泥坑，讓我們去幫著拖出來。我們提著馬燈摸黑趕往，過了兩道水渠又被一片泥塘擋住了去路，只好挽起褲管脫掉鞋，我背著迪之老師趟了過去。可車不見了蹤影，我們就繼續回瓜棚留守，攏起旺火取暖烤鞋，燒土豆充饑。

國慶節那天，天陰著，我們在畢克齊文化局農場初識了沙痕、裘耀章、肖安南、赫歷等后來到學校工作的老師，他們都是在那場反右斗爭中被嚴重擴大化而錯劃為“右派”的一批知識分子，正集中在這里勞動。這一天他們被宣布解放了，9人一桌聚餐慶賀。沙痕老師還即興賦詩貼在院里的木樁上。晚上又下起雨來，我們和裘耀章老師擠住在一個窩棚里。

10月中上旬，校園內的葵花、蘿卜、大蔥、大白菜到了收獲的季節，各班的勞動課大都安排在這里，同學們懷著喜悅的心情收獲自己的勞動果實。

王文興老師

戴著金絲眼鏡的王文興老師給我們上語文課，他那很重的江浙口音有時聽不大懂，我們常常當堂發問，有時課下請教，他總是笑咪咪，很耐心。一天他在講臺上寫板書時，我猛然發現他藍棉褲屁股后面一撮棉花從破洞里掉出來，一甩一甩的，他腳上穿著的黑條絨棉鞋也打了補丁，大腳趾快出頭了。敬重之余，心里有點酸楚。后來才知道當時他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難。當我也做了父親的時候，更理解他掛在臉上的笑容，多了一份內心的希望。那笑容和那撮棉花讓我記了一輩子。1980年底，我在學校介紹他參加了黨組織。我到文化廳工作時，他已被文化廳借調派到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內蒙古管弦樂班做班主任，和30多位學生一起住在遠離城區的西山北太舟塢農村，負責管理學生生活與安全。

我每次到北京，總要去看他，一是工作，二是總也放心不下他們老倆口那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生活。后來他還是心力交瘁，在工作崗位上病倒了。我最后一次陪他到醫院檢查，他已病得很重了，但他還是坐在輪椅上對我說：“沒事的。”不久，他去世了。我代表文化廳和他的學生去八寶山為他送行。在我向他深深鞠躬的時候，他那笑容和那撮棉花又出現在我面前。秋天，我去新城西街的小平房里看望王老師的老伴顏杏先老師，她本來瘦弱的身體又蒼老了許多，惟有那深凹在眼眶里的眼睛仍然那么堅毅，那么炯炯有神。老顏說：“我們1952年離開上海，支邊來到內蒙古，算來有30多個年頭了。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把生命獻給了教育事業是光榮的，一輩子就這樣了結也很圓滿。過些日子我要回南方長住一段時間。”

困難留下的思考

物質生活困難，生產勞動很多，師生團結友愛，思想積極向上，學習奮發努力，這就是那段歲月學校主流生活的真實寫照。師生們之所以能以很高的覺悟、健康的心態，從容面對艱苦生活和較多勞動，平穩地度過困難時期，究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年輕的共和國物質生活原本處于低水平，心理上有足夠的承受能力，加上國家的特殊關照，困難時期覺不出太大的反差，農村來的孩子普遍感覺甚至比家里吃得還好。說到勞動，教育方針有 “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要求，同學們從中小學都受過這樣的教育和鍛煉，熱愛勞動，吃苦耐勞，勇于實踐已是很平常的習慣與品格。勞動多并非中央所提倡，也確實耽誤了一些學習時間，但正效應大于負效應，艱苦中得到的思想品質和意志的鍛煉，終身受益。二是當時社會風氣非常好。人民群眾剛從舊社會的苦難中擺脫出來，熱愛新中國、熱愛社會主義，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指引下，一心一意建設自己的新生活，夢想著早日實現共產主義。那時代的人沒有信仰危機，團結互助蔚然成風，以苦為榮，以苦為樂，艱苦奮斗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時尚。三是當時國家處于非常時期，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在危難時期更加團結，不屈不撓，不怕任何艱難險阻，勇于犧牲的民族精神。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有著強大的凝聚力，困難時期，毛主席主動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人民愿與領袖們同甘共苦，同舟共濟。多一點生產勞動，既可為國家分憂，又可為自己解困。

還應當提到的是，當時物質生活雖然困難，但精神生活卻充實豐富。學校有整天開放的圖書館、閱覽室，有扎實有效的政治理論課和生動活潑的黨、團、隊生活，有不定期的形勢報告、先進典型報告、憶苦思甜報告、學術報告，有經常性的音樂會、匯報會、結合形勢的演出實踐，還有頻繁的電影、戲劇、戲曲觀摩學習，給師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這些活動與專業教育有機配合，營造了教書育人的良好氛圍。在最困難的1961年，學校就組織看了多場電影。除去寒暑假，幾乎周周有電影，月月有文藝觀摩，物質生活的貧乏，得到了精神生活的補償。那年月酸甜苦辣有滋味，激情燃燒鍛煉人，那段時光還真值得特別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