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漫 從 藝 路

董鳳茹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經過整整半個世紀的時光洗禮，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迎來了她的50華誕。在慶祝建校50周年的歡樂日子里，作為1960級 學院首屆美術班畢業的一名學生，回眸當年校園內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依然令人感懷，令人難忘。

艱難歲月與激情年代

我出生于通遼市一個貧苦的家庭，父母都是誠實善良的手藝人。多年來，他們依靠微薄的收入，養活著我們姊妹6人。我作為孩子中的老大，從小就飽嘗了家庭的貧困和舊社會的黑暗之苦。新中國成立后，才使我們這些窮苦人家的孩子，獲得了徹底解放，也使我們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1960年初中畢業后，正好趕上內蒙古藝術學校招生，我經過嚴格考試，被學校美術班錄取。

我們美術班，是全校學生中年齡最大的一個班。平均年齡20歲，其中年齡最大的25歲。由于當時學習任務重，國家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開學不久，便有部分同學被淘汰，還有幾個同學應征入伍，最后只剩下了18個學生。

當時校長是寶音達來老師，班主任是烏力格。我們所學的專業為舞臺美術設計。美術課開設的課程有：基礎課、素描、色彩（水粉、油畫）、國畫。授課老師為烏力格、桑吉雅、伍長智、李天際。舞臺設計課開設的課程有：舞臺設計、化妝、服裝、道具、繪景、燈光等。授課老師為那木吉勒、魯林寶和費惠芝。所有這些給我們授課的老師，均畢業于全國不同的藝術院校，他們年富力強，才華橫溢，為培養我們這批學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我國遭遇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難困苦和嚴峻考驗。為緩解財政壓力，合并或撤消一部分藝術院校，剛剛組建3年的內蒙古藝術學校也面臨著是保留還是被砍掉的兩難選擇。關鍵時刻，時任自治區主席的烏蘭夫和文化局副局長布赫，高瞻遠矚，從培養民族藝術人才的高度著眼，力排眾議，才使內蒙古藝術學校得以保留了下來。

但畢竟學校才組建3年，各種基礎設施尚不齊全，加上特殊的困難年代，注定使這們這批學生經歷了更多的困苦和磨難。剛入學時，女同學們都住進了學校大禮堂內的木地板上，晚上睡覺就是一個大通鋪，一個挨著一個。雖然當時冬天的氣溫在零下攝氏30多度，大禮堂的墻壁也是四面透風，但大伙兒擠在一起，似乎并不感到特別寒冷，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充滿了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并為即將開始的校園生活而激動不已。

每周的學習課都排得很滿，除去理論課，還安排了許多野外寫生課，我們或上山或到鄉下去，往往一走就是幾十里的路，同學們在一起，既有一路歡歌的快樂時光，也時常被饑餓折磨得頭昏眼花。有時為減緩饑餓帶來的痛苦，個別同學還做過梁上君子，在夜深人靜時，偷偷跑到老鄉的莊稼地里去拔蘿卜、摘辣椒吃。有一年寒假，顧德青同學回海拉爾過年，返校時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路上冷餓交加，加上衣衫不整，在呼市下車后，竟被車站稽查隊當成“盲流”給抓了起來，后經學校派人交涉，稽查隊才把他放回學校。

令人欣慰的是，盡管生活十分艱苦，但師生之間卻始終保持著一種純真的友誼和無私的關愛。高年級的同學主動對新入校的同學進行輔導，還經常帶著他們到數十里外的鄉村，參觀學習。尤其是同學之間，不分班級，不分年齡，不分性別，都親如兄妹；老師更像父母親那樣，關心我們，教誨我們，偌大的校園，百余名師生，就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彼此關愛，和睦相處……

50年過去了，經過全體教職員工半個世紀的辛勤耕耘，往日簡陋的校園，已建設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園林式藝術殿堂。這里教學設施完備，育人理念先進，專業門類齊全，教職員工和在校學生已達數千人。數十年來，母校先后為國家培養了數以萬計的藝術人才，且大都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的中堅力量。我為母校取得的巨大成績感到自豪，亦為我曾是這里的一員感到驕傲。

個人經歷與藝術成果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不管是做人，還是作畫，我始終把屈原的這兩句詩，作為自己人生的座右銘。就我本人而言，回想這數十年來的人生經歷和作畫感悟，可總結為四個第一：一是1960年在全自治區，我是考上藝術學校美術班的第一個女生；二是在全校數百名學生中，我是第一個被學校破格錄取的媽媽學生；三是在全班28個學生中，我是基礎知識最差的學生；四是這么多年從未荒蕪畫事，先后創作各類藝術作品數千幅，是第一個攜帶百余幅作品回校匯報展出的學生。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當年到哲盟招生的劉化非老師和烏云老師，是他們倆力排眾議，才錄取了我這個特殊的學生。因為我在1958年初一時就結了婚，第二年就生下了兒子，所以當我接到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但激動之余，我不得不面對現實做出痛苦的抉擇：是放棄學業，還是丟下尚在襁袍中的兒子，到千里之外去求學，最終我選擇了后者。我的公婆、母親，包括所有的親友，都竭力反對。就在我面對親情和學業進退兩難的時候，我遠在廣州部隊服役的丈夫卻給了我堅定的支持，他寫信鼓勵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阻力，都不要放棄這難得的機遇?！币舱窃谡煞虻娜χС窒拢也抛罱K戰勝自我，決定丟下孩子，去完成學業。

記得離家的那天上午，孩子還在發燒住院，我便忍痛拋下幼子，含淚踏上了西行的列車。途中，由于思子心切，淚水不斷，似乎耳畔不停傳來孩子的哭喊，有幾次我都想跳下火車，返回家去……火車到了北京后，因為在北京要等一天的火車，同學們就結伴去故宮和北海游玩，而我沒有心思，則孤零零地坐在天安門廣場上照看行李。

入學后第二天，我們就開始了緊張的建校勞動，白天干活累，倒沒怎么特別想家，但一到夜里，我就經常失眠，想家，想孩子。家里來信告訴我，孩子天天哭著找媽媽，有時哭急了，頭就往墻上撞，孩子哭，爺爺、奶奶也跟著哭……每想到這些，我通宵地睡不著覺，并常常在夜深人靜時，一個人跑到野外對天流淚。

但一到白天，我就裝得和沒事人一樣，和其他同學們一起上課，一起勞動，一起到野外寫生和參加各種活動。在班里，因為就我一個女同學，而且年齡也比其他同學大幾歲，所以，同學們都叫我“董大姐”。但就是我這個大姐姐，雖然學習很用功，但由于基礎太差，每次考試我的成績都是全班倒數第一。為此我感到非常難過，但老師和同學們卻沒有一個人瞧不起我，而且他們還都樂意幫助我，也正是在老師和同學們的熱心幫助和鼓勵下，使我的學習成績有了很大提高，直到畢業，不管是理論課，還是實踐課，我都基本保持在中上游的水平。

記得當時最艱苦的季節是在冬天，尤其是野外寫生課，我們常常頂著漫天大雪，冒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步行到呼市南門外寫生，站在沒腳深的雪地里，一支起畫架，就忘記了時間。由于太過投入，手腳凍木了，身子凍麻了，都渾然不覺。有很多同學的手腳被凍爛了，有的甚至落下了終身疾患，但就這樣，我們4年如一日，無怨無悔地一路走來，用頑強的毅力和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在戰勝了自我的同時，也經受住了缺衣少食和嚴寒疾病等各種考驗，圓滿完成了學業。

1964年9月，美術班18名同學懷揣著各自的夢想，走出了內蒙古藝術學校的大門，我們都為即將走上新的工作崗位而感到高興和激動。但我一回到通遼，我卻為自己的工作擔憂起來。因我是個女同志，還帶著小孩，加上營養不良，骨瘦如柴，又體弱多病，所以聯系了多家單位，卻沒有一家單位愿意接收我。直到一年后，我才作為一名編外人員，被分配到了通遼市文化館，做一些諸如收發報紙和打掃衛生的雜務。但即是這樣，我也感到非常滿足，畢竟有了一份工作。

1973年6月，批準我隨軍后，被調到河南省洛陽市老城區文化館工作。1976年1月，我又參加了洛陽市西工區文化館的組建工作，并從文化館一般工作人員被提拔到領導崗位，先后擔任文化館館長和黨支部書記。洛陽地處中原，十三朝古都，文化底蘊深厚，書畫強手如林。在文化館工作的數十年間，我一邊從事基層文化工作，一邊虛心向名家求教，見縫插針，筆耕不輟，在悉心研習西畫的同時，學習中國畫技，并多有長進?，F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河南分會會員，河南省民間美術學會理事，洛陽女子書畫院副院長。

在家庭生活中，我作為妻子、兒媳和母親，也經歷了諸多艱辛和磨難。尤其是從1973年到2006年這33年間，我上有公婆，下有兒孫，婆婆1985年病倒后，癱瘓在床10年，我悉心照料了10年，端屎端尿，喂湯喂藥，直到把婆婆和公公養老送終。因孝敬公婆，關愛兒孫，我的家庭多次被評為洛陽市“五好家庭”，我也曾榮獲洛陽市 “敬老好兒女”二等獎。從1999年開始，我又悉心照料身患尿毒癥的丈夫，直到丈夫不幸離我而去。

1991年9月，也就是在我走出內蒙古藝術學校大門28年后，作為母校的畢業生，攜帶百余件美術作品，專程從洛陽趕往呼市，在學院舉辦了匯報展覽。在呼市期間，自治區文化廳、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內蒙古文化藝術干部學校、內蒙古美協等單位聯合為我舉行了“董鳳茹繪畫創作”大型座談會。《內蒙古日報》、《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報均給予了長篇報道。此次展出，也受到了有關領導、書畫界同行和廣大參觀者的好評。

1993年12月，為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00周年，我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以毛澤東主席肖像畫為內容，用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創作了國畫、油畫、版畫、雕塑等63件作品，在央視“夕陽紅”欄目中播出，受到了全國電視觀眾的注目。

緬懷崢嶸歲月，令人感懷；展望美好未來，更讓人感動。如今我雖已年近古稀，但作為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首屆美術班畢業的一名學生，在母校喜迎50華誕的歡樂日子里，我從數十年創作中精選的二百余幅作品的《董鳳茹畫選》（上、下集）也結集出版，又歷時數月，精心創作了一幅《洛陽牡丹》，一并獻給我的母校，以表達一個學生對母校的深深敬意。

愿我的母校——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在新的歷史時期，為祖國培育出更多更優秀的藝術人才，為祖國的文化建設事業做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