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些 難 忘 的 人 和 事

騰格爾

我從內蒙古藝校畢業至今已有29年了，我從一個風華正茂的小伙子，已步入不惑之年。回想起我的藝術人生，每一次重要的轉折和自己取得的進步，無不留下母校的烙印。

雖然說，我的藝術之路是我自己趟出來的，但我不會忘記那些曾對我有過知遇之恩的老師們，是他們對我的塑造、指引、關懷、鼓勵，成就了我的今天。回想起我的藝術人生，如果沒有遇到他們，或許我也就不是今天的這個騰格爾了。

此時此刻，正當母校迎來50周年華誕之際，我除了對母校和老師們送上我最赤誠的祝福之外，還能有啥呢？

忽然間我的腦子里一片空白，于是我就這樣閉上了雙眼……1975年，1976年，1977年，1978年……

慢慢地，那些難忘的人和難忘的事終于浮現了。

一

其實，藝術創作就是藝術家追求絕對精神自由的一個過程。在藝術創作的領域里，沒有了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藝術也就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藝術最重要的是自由，沒有自由就不會有個性。但要落實到人際關系，尤其是師生關系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維護他人的自由；既堅持自己的個性，又絕不以此來限制、壓抑他人的個性，以至欣賞、鼓勵他人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藝術院校里學習，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個性特別強的老師，往往會有比較深的門戶之見。老師會要求、命令你按照他說的去做，從專業培養的角度，我贊成嚴格，但限制過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樣一來容易窒息靈性，二來會影響學生潛能的發揮。

我在內蒙古藝校，學的是三弦。我從三年級開始就迷上作曲了。按理說，當時教我三弦的胡力亞其老師完全可以制止我：你三弦沒學好，學啥作曲。但是他沒有，不但沒有，還很支持我，鼓勵我。畢業后我專修指揮和作曲，徹底放棄了三弦。再后來，雖然沒學過表演和歌唱，但我也曾為人民拍過電影，唱過歌。如今當回想這段經歷時，我的心情是很復雜的。但在藝術的道路上，胡老師的指導與支持，對我今天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親愛的胡老師，無論我走到哪里，無論我做些什么，我永遠是您最忠實的學生。

二

很早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記錄我生活的故事。17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我的自傳了，喜歡把事記到本子上，當時我的語文老師柴世梅知道此事后，不但沒有笑我這種有些年少幼稚的舉動，還鼓勵我堅持寫下去，并在我那本自傳的第一頁題字：聰明人在于實踐，而實踐會使人更聰明起來！親愛的騰格爾，充分發揮你的才能和智慧吧！（柴世梅，1978年6月30日）

當然那個時候寫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傳，但當時留下來的手稿，直到今天還保存完整，而這份手稿也成了28年之后我自傳的原稿。去年，我的自傳《天唱——我的藝術人生》終于出版發行了。這個時候我又在想：如果當初柴老師說：別浪費時間，快回去彈你的三弦吧，那結果又會是怎樣呢？老師的一句話，對于學生有著多么重大的影響力呀。

在人的一生中，有一類人是讓人難以忘懷的，他們就是老師，那怕他給你只上過一節課。

我和柴老師已有29年沒有見面了，但我依然記得她可愛可親的面容：膚色談不上白，大眼睛，圓臉，吐字特別清楚。

三

記得有一次，我們到外地演出，回來時已經半夜了，其實我們啥都沒想，疲憊不堪地回到宿舍，倒頭就睡了。第二天上午，莫爾吉胡老師（副校長）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在臺上激動地說：“這些孩子們到了我們學校，學校就是他們的家，孩子們晚上回到家里，連口開水都沒有……”說著說著他淚流滿面。

在我們這些學生的心目中，莫老師一直是一個性格剛硬的漢子，但當他為我們的生活擔憂而流淚時，當他把自己感性的一面豪無遮掩地展露出來時，我沒有感到這淚水里有一絲的脆弱和無力，我知道這眼淚里飽含著一個男人心中最大最無私的愛的力量。從那以后，每次我們外出演出，回到學校，無論多么晚，食堂的那盞燈永遠亮著。當我們這一幫疲憊饑餓的孩子們狼吞虎咽地吃著甜甜的紅糖餅時，心里別提有多開心了。紅糖餅里透著油，放在嘴里就像吃奶粉一樣香。

1978年畢業后，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想去直屬烏蘭牧騎。那時候在全內蒙古文藝團體里，數直屬烏蘭牧騎最牛，他們擁有最著名的拉蘇榮和牧蘭，經常外出演出。擔任烏蘭牧騎隊長的著名作曲家圖力古爾先生，也非常欣賞我的才華，可是藝校就是不放人。當時我很生氣，不明白原因，對于學校不放人這件事上，我產生了很大的抵觸情緒，甚至有一點記恨老師和校長。后來過了很久，碰到圖力古爾，和他聊天中，我才了解了當時是副校長莫爾吉胡極力阻止我去烏蘭牧騎的，他希望我將來能夠上大學，繼續深造。之后，1980年考大學，校長履行了他的承諾，也開了當時藝校的先河。那一年，我和劉文林、孫向儒考入天津音樂學院，張明娟考入北京舞蹈學院。

現在想起來，當初要是真去了直屬烏蘭牧騎，我現在恐怕只是個半斤八兩的小老頭，奔波在呼和浩特大學路和東門外一帶，也許吧。

親愛的莫老師，在此我向您敬禮了！

尾  聲

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那些難忘的人和難忘的事又多了許多，茫茫人海，能遇到些重視自己的人很不容易，說來這也是一種緣分。有時不免就想：我怎么凈碰上了些好老師？像呂宏久老師，是他從鄂托克草原，把我招進內蒙古藝校的，他真可謂有一雙慧眼啊。像包玉山老師（教務處處長），是他同意并批準我從舞蹈改學音樂的，如果當初就那樣繼續學舞蹈的話，卻不知今天又是個什么樣的結果。像王詩學老師（音樂科科長），專管我們，他那流露著善意的惡罵聲，依然回響在我的耳邊，現在想起來是那樣的親切和親近。

可是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再寫的話我的這篇作文就太長了。如果太長了，我那親愛的沙痕老師就會用他那無情的筆，把我給刪得一塌糊涂，因為他是這本書的編輯。